小鹰:邵荃麟和胡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8-11-28 00: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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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  

  

   [作者按]《邵荃麟和胡风》一文曾发表在《传记文太阳城赌城》,2012年第2期,及《粤海风》,2012年第2期。

   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看过之后,她认为“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全面,将令尊和家父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文艺思想间的分歧分析得很全面?!?/span>

   2012年4月我给晓风的回信中写道,“作为一篇综述性的文章,我是尽可能地收集了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资料,并试图以此关系的发展作为线索,来对从卅年代到五十年代那一段历史的环境背景、人文关系、以及胡风事件发生的前因与后果作些分析和探讨。我认为令尊和家父,以及(冯)雪峰等人是为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参加革命,各自有着‘独立思考’的理论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真诚正直的有识之士。尽管他们文艺思想有分歧,但也仍是彼此尊敬的挚友;而令尊长期遭受冤屈和苦难,对老友仍然思念而毫无怨言。这是一种何等的人格和高深的精神层次??!今人浮躁,恐怕是多已难以理解这种关系和境界了。同时,令尊的执著和勇气令人钦佩,他疾恶如仇、毫不世故圆滑,是当时,更是现今,为许多文人所不及;而也正因为此,他不为中国这封建世界所容。这些都是我文中所想表达的信息?!?/span>

   “我文中所希望强调的是,当时双方都充分表达,直抒己见,而彼此仍然保持友谊,互相尊重,持有那种文人的风范和度量??啥竦牡故敲煜枷胛侍庥胝挝侍獾拿苄灾?,钦定胡为‘反革命’,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从此开了‘舆论一律’之先河,国内太阳城赌城术风气自此一落千丈,后患无穷?!?/span>

   后来根据晓风提供的资料,我对文章又稍作了补充,以饷读者。

  

  

  

   我的父亲邵荃麟与胡风的私交一直是不错的。

   1978年底胡风在四川狱中服刑时所写的最后一篇思想汇报《从实际出发》[1]中曾这样讲到邵荃麟:

   1942年在桂林,和邵荃麟从过去的认识关系变成了熟识的朋友。他对当时文艺上的虚浮风气也很反感,同情我对文艺的看法。

   胡风在“文革”后写的回忆录[2]中又说到在桂林时:

   我常去邵荃麟家,他当时是地下党负责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左联同事时就认识(那时他就和葛琴在一起了),在武汉他又给我来信并给《七月》投稿。我用了他的稿,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桂林又见到了,大家都感到高兴,我常去看他,有时就留下吃饭,谈公事谈私事态度都极友好?!液退谖囊瘴侍獾目捶ㄉ洗永疵挥卸粤⒌囊饧?,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 。[注1]

   的确,在四十年代初期,荃麟对于文艺创作的态度是赞同胡风关于“艺术应该是人底心灵底倾诉”的观点[3],而在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上,例如,对曹禺剧作《北京人》的成就和不足,他们也有着共鸣 [4]。

   此外,从1941年起荃麟便一直关注着“文化界的冷落倾向”[5],努力追究为什么“文艺运动在朝低潮走”[6]?为什么在桂林会显现“文化虚胖病的现象”[7]?除了伴随政治低潮、战时物质困难、“思想言论上的缺乏自由”等外部原因以外,他多次指出这是由于“思想的贫乏”[6]、[7]、[8]、[9],“文化的战斗精神远不如以前”,以至于“在克服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却产生了纯客观主义的倾向,颇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样子。为了适应客观,结果却忘记了改造客观的任务。”[7]显然,这些问题也正是胡风所关心的。然而,胡风认为克服这种倾向的办法在于提倡“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提高作家的“生命力”、“精神突击力”和“人格力量”,也就是说要强调“主观战斗精神”。 1945年初胡风在《希望》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哲太阳城赌城论文《论主观》,片面和抽象地强调了主观力量、主观意志的作用,从而把他的文艺见解更提到哲太阳城赌城的高度上来表达。此后,荃麟与胡风在文艺思想和哲太阳城赌城观念上就有了较大的分歧。荃麟认为,抗战中后期文化工作者思想上的空虚正是由于和广大人民战斗生活的脱节状态而造成的[10],因此,所谓“主观精神”“必然是要在实际的斗争中间去取得,必须是在具有一定的进步政治倾向及立场,和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才能获得?!肟苏庖磺疤?,即离开了主观精神的社会基础,去强调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的紧密结合,可能使我们走到超阶级超社会的唯心论泥沼中去。”[11]他又说“近年来文艺上常常有人提出要加强我们主观的战斗热情和主观作用。这其实极重要,但是我们所说的主观战斗力量,并不是象尼采的那种超人主义,也仍然是从客观的社会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只有从群众的战斗中间才能汲取才能锻炼出个人的战斗力量。”[10]

   这些文字都是荃麟针对胡风文艺见解的婉转批评。当时这个问题已成为重庆思想界的一个热点,除了报刊和私下的交流之外,还为此专门开过好几次文艺座谈会,甚至连周恩来也介入了讨论[12]。据后来被打为“胡风分子”的诗人彭燕郊回忆[13]: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舒芜的《论主观》发表,有一次胡风来了,正巧乔冠华也来了,他们三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下午,吃过晚饭又继续争论,乔冠华和荃麟好像都未能说服胡风,我是后辈,而且也不懂理论,只有在一旁听的份儿,没敢插嘴。后来,荃麟曾对我说胡风走得太远了,《希望》还是办成一个纯文艺刊物好,不过他也知道,胡风是不会接受谁的“劝告”的,他就有这么执著。

   作家艾芜也回忆过重庆的这一段思想批评和论争 [14]:

   在重庆期间曾对胡风进行过批评,我没有参加这个集会,因为我住在南温泉乡下的农村,距重庆还有四五十里之遥。但整个的过程,都由邵荃麟详细地向我介绍过。他告诉我批评胡风的情形,还拿一本杂志给我看,上面有篇胡风的短文《警察文太阳城赌城》[注2]。他指着文章说:“胡风受到批评之后并不服气,还讽刺我们搞警察文太阳城赌城。这个人很难处,跟我们走不到一起?!彼档氖焙?,并不疾言厉色,只是现出忧郁的神情。

   1979年胡风在《我的小传》里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写道[15]:

   由于失察并想引起论争扩大整风影响,我发表了舒芜的带唯心论倾向并寄寓反党情绪的哲太阳城赌城论文《论主观》等。反教条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一向引起的对我的不满,借这个问题发泄了出来,给我构成了一个流传了三十多年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罪名。以至弄到《希望》都不能出版。

   1948年3月在香港文委的领导下,由父亲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首辑发表了经“本刊同人讨论、由荃麟执笔”写成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这篇文章除了对过去文艺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外,也批评了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主观论”的文艺思想。此后,乔冠华和胡绳也有文章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观点和作品。这个刊物在大陆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于是也引出胡风派同人的一些回应文章。1948年秋天,胡风在上海出版《论现实主义的路》,算是对香港批判的答辩,而父亲在年底于香港也发表了长文《论主观问题》,双方都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文艺和哲太阳城赌城问题的观点。不过,因为当时正值时局大变时期,新中国即将成立,这场自重庆开始的思想论战再次被搁置下来。然而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后来在香港和北京,父亲对胡风的批判始终局限於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言辞虽然尖锐,但还是属于批评讨论的方式,是作为思想交锋而不是政治问题。在《论主观问题》一文的最后,父亲还特别说明[16]:

   但是我们也应指出,即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

   应当提一下,荃麟和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就已逐渐形成了。在谈论荃麟和胡风的这段关系时,有人认为,荃麟“四十年代在重庆时曾赞同胡风的文艺思想,后来到了香港,受到批评,转而撰写长文批评胡风?!?李辉,《文坛悲歌》,1998年)更有人抓住只言片语便推断说:“但一个月后,邵荃麟就转变了态度”,“不久之后他就改弦易辙”,“借助这篇文章(指1948年3月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引者注),邵荃麟洗刷了自己的异端色彩,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阵营?!?刘卫国,《邵荃麟与胡风》,2010年)这些派定荃麟是个“见风使舵”的角色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

   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败局已定,中共香港工作委员开始统筹安排,动员留在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前来香港,然后分批秘密转移到解放区。茅盾、郭沫若等早已成行,胡凤则对在香港工委的乔冠华、胡绳等人心存介蒂,疑心这是香港一方诱他投笔的狡计,决心留在上海写完自己答辩的书。后来在香港方面反复催促之下,胡凤终于於12月13日抵达香港。乔冠华、邵荃麟、冯乃超等非常高兴,他们设晚宴招待了胡风。半月余后,经香港工委安排,胡凤即告别友人离港北上,进入了东北解放区。

胡风在1983年修订加注而最后定稿的诗篇《怀春室感怀》中,以《记胜事》一首回顾解放前夕自己“秘密脱出旧中国,转道广州、香港由海路进东北解放区转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借以表示对当时在香港的邵荃麟同志、龚澎同志、乔冠华同志的悼念,对周而复同志、葛琴同志、引我进解放区的桂苍凌同志的谢意。”在对其中诗句“且掷离情留背后,谨抒远虑注毫端;……;何期夜话披肝胆,屡浴晨曦舞莫干。”的解释时说,“‘谨抒远虑’,指友人们的批评和我的回答?!谒牧暇渲?,一到香港我就把在旧中国无能抛掉的一切顾虑抛掉了,我自己的谈话是没有顾虑的,友人们的谈话也是无顾虑的,下句不过是表示我的一点心情而已,实际上,我只是陶醉在胜利的欢乐里面,……”而他对《记往事(十四)》一首中“怀人远寄天非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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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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