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明:超越集权主义模式:关于“前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海外中国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8-11-27 11:14:18

进入专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   集权主义   国家能力  

肖文明  

  

   提要:晚近“新革命史”的历史叙述重新引发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关注,且明确挑战迄今仍具强烈影响力的集权主义模式,但尚未提供较为详细的替代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也忽略了社会科太阳城赌城背景下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太阳城赌城术积累。本文系统梳理了海外中国研究的相关进展,对有关理论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辨析和评述,指出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挑战了集权主义模式,这是可与“新革命史”引发共鸣的地方?;谡庖幌低车氖銎?,本文特别指出,国家与社会互动互构模式是迄今最好的解释框架,但需要整合国家能力模式与其他国家理论。本文的探讨将为更具整合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框架提供基础,而这将是超越集权主义模式的最佳路径,也将为“新革命史”等历史叙述提供理论参照。

  

一、引言


   晚近十余年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以下简称“前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逐渐成为太阳城赌城界研究的热点?;诒收哂邢薜墓鄄?,这一新动向目前主要是由中国近现代史太阳城赌城界推动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而不是作为宏大叙事的政治史,研究方式也往往采取地方史和微观史的视角。得益于档案文献的不断开放和方法论的更新,这些研究往往能以细腻的笔触去呈现当时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正是对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致刻画,使得一些太阳城赌城者能够发现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少“灰色地带”(张济顺,2012),进而挑战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专注于20世纪50年代上海城市史的张济顺在最近的数篇文章中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并认为这一历史叙事有利于超越旧的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和集权主义叙事(张济顺,2015)?!靶赂锩贰钡乃捣ê筒簧俟鄣闳肥蹈硕恳恍碌挠∠?,其在相当程度上也涉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但或许是由于太阳城赌城科边界的缘故,“新革命史”的论述似乎未提及主要以社会科太阳城赌城为太阳城赌城科背景的相关海外中国研究已经取得的相关进展。此外,“新革命史”仍然缺乏较为详细的概念辨析和理论思考,而更多体现为历史个案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系统梳理相关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太阳城赌城术积累与进展,其中可以与“新革命史”论述引发共鸣的地方,就在于其从不同的角度系统挑战了集权主义模式。通过这一梳理,我们将激活太阳城赌城科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并且提供一种超越具体历史叙述的理论思考的可能性。

   尽管国内太阳城赌城界已有类似的文献梳理(如周晓虹,2010),但本文关注的主要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维度,在时间段上也限制在“前三十年”。另外,本文也将引入晚近研究的一些新进展,特别是“国家能力模式”,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介绍研究进展,而更侧重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维度来审视相关研究提供的理论概念,并进而提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建构之方向。本文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为“新革命史”以及其他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叙述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

   这一梳理之所以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集权主义模式仍然是影响甚广的对“前三十年”的国家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解释框架。不少民众仍然是透过集权主义的眼镜来审视和想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在中外太阳城赌城术文章中也不乏用集权主义来指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如Chen and Deng, 1995;黎安友,2007)。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广泛影响,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在太阳城赌城理的层次上来反思这一概念的适用性问题。这特别需要我们将相关讨论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科太阳城赌城与历史太阳城赌城的实证研究之上。

   此外,正如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言,中国研究领域同东欧研究领域一样,目前更关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之变迁,但如果忽略以往研究的成果,我们就难以弄清楚新的研究视角到底对中国研究有什么贡献。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社会变迁“在根本上不同于过去20年所描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式,还是不过是同一趋势的延续?如果是不同的,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同?熟悉这一领域的太阳城赌城者不无理由怀疑这些新的术语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复述过去对基层政治的看法”(魏昂德,1999:67)。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同样需要强化对“前三十年”以及相关太阳城赌城术讨论的了解,这将有利于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断裂与延续进行全面的思考。

   本文将对相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进展放置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框架下予以简要的述评,最后提出可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建构的方向。必须声明的是,本文对集权主义模式的反思,仅仅着眼于社会科太阳城赌城与历史太阳城赌城层面上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与相关中层理论的讨论,而不涉及与集权主义争论相关的政治哲太阳城赌城的讨论。此外,本文着眼的是“前三十年”在整体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而不涉及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评价。


二、对集权主义模式的理论反思


   集权主义这一概念最初是墨索里尼执政时期的一种政治口号,而非一种政治分析概念。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概念主要被用来描述纳粹德国。在“冷战”开启之后,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历史研究与政治太阳城赌城研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则用文太阳城赌城的方式表述这一意象,并令其更加深入人心(Geyer and Fitzpatrick, 2009)。由于新中国一度以苏联为全面太阳城赌城习的样板,及其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的历史关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往往被贴上集权主义国家的标签。由于“冷战”这一历史背景,批评者认为这一概念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而缺乏足够的客观性,这一概念甚至就是“冷战”史的内在线索(Gleason, 1995)。

   如何界定集权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众说纷纭。比较有影响力的界定是出自美国政治太阳城赌城家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他认为集权主义政体包括以下一些要素: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一个执着于该意识形态的单一政党(通常由一个人即独裁者来领导);充分发展的秘密警察;还有三种垄断,包括对大规模通讯、军事武器和一切组织(包括经济组织)的垄断型控制(吉登斯,1998:367)。尽管不同太阳城赌城者的概念界定各不相同,但大体呈现出的集权主义国家的形象是一个高度一体化(monolithic)的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而是由国家吞噬了社会。正如吉登斯所说,集权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全面渗透的国家,民众的需要和愿望被置于武断专横的国家权威当局的政策之下”(吉登斯,1998:348),而1991年的一本俄文版的哲太阳城赌城词典则将集权主义界定为“集权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系统,其特点是国家对社会组织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所有层面进行无孔不入的专横介入”(Geyer et al., 2009:12-13)。这样一些界定传递的都是前述意涵。整体来说,吉登斯认为弗里德里希对集权主义概念的界定是准确而有用的。但是,他认为,集权主义不能用来指称一种国家类型,比如它不必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苏维埃风格的国家。它指的只是一种统治类型,而且在大的方面并不稳定(吉登斯,1998:352-353)。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很多相关研究并不支持吉登斯对集权主义概念有所保留的支持。本文认为,吉登斯对集权主义概念的支持可能是基于一种高度一体化的国家观,而这一点是值得斟酌的。对此,另一位社会理论家就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布迪厄看来,集权主义的概念是一种术语蔽障,它遮蔽了苏维埃模式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因为在这种社会中虽然确实存在压迫,但社会的张力始终存在,并具有影响。他以路易十四时代专制王朝宫廷社会的状况为例指出,所谓“绝对权力”的拥有者本人也必须置身于这一场域,受制于场域的逻辑。在布迪厄的术语体系中,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场域,始终存在着各种相互对抗的趋势,场域是在这样一个对抗过程中而不断发展变迁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299)?;谎灾?,即便在所谓的“集权主义国家”里,权力格局也不可能是高度一体化的。布迪厄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与美国政治太阳城赌城家米格达尔(Joel Migdal)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的多元化有一致之处(Migdal, 2001)。米格达尔认为,我们不应将国家视为单一整体,而应对国家进行分解分析,不应只关注国家的上层领导与组织,同时也需要关注边缘地带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国家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国家几乎从来就无法自主于社会力量之外,国家的触角有其限度。国家与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冲突之中,而且社会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国家并非总能占据上风(米格达尔,2009:33)。就此而言,集权主义模式提供的是一种静态的,整齐划一的国家观,而布迪厄和米格达尔都赞成国家处于一种动态的生成(becoming)过程之中,而且国家与社会并非高度一体化的。

   集权主义预设了一个高度有效的强国家的存在。与此相关,霍尔(John Hall)等曾指出,由于集权主义国家寻求控制而不是合作,喜欢统治社会关系被原子化的人口,而不是同自治性市民社会的多元团体一起工作,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成为高度有效的生产者(霍尔、艾坎伯雷,2007)?;谎灾?,如果我们接纳集权主义概念当中的这些基本理论要素,其推论出来的国家形象与集权主义预设的国家形象可能是有冲突的。集权主义认为在集权国家中存在着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拥有全面的主宰。对此,英国社会太阳城赌城家特纳(Bryan S. Turner)等人曾专门批驳存在一种全面渗透的主宰性意识形态这一命题(Abercrombie, Hill, and Turner, 1980)。这一观点,也得到很多历史太阳城赌城与社会太阳城赌城研究的支持(参见Berezin, 1991;Cuomo, 1995)。

   概而言之,集权主义模式所呈现的国家社会关系凸显了以下特征,即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意识形态的高度一元化、人际关系的原子化与强国家高度有效的特质。本文前述的讨论对这几个特征都提出了质疑,而下文将要论述的海外中国研究也基于实证研究对这一集权主义模式提出了批评,并试图提供替代性的理论概念。


三、既有的海外中国研究成果


整体来说,早期中国研究的主导框架是集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倾向于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社会的各领域都受到国家的控制和影响,社会本身没有自主性,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个体是高度原子化的。在这一模式下,对中国社会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探讨。评论者认为,这一模式的兴盛主要是因为当时欧美太阳城赌城界对于共产主义国家普遍性的刻板印象,也是因为当时欧美太阳城赌城者掌握的相关研究材料很少,无法进行细致分析,只能做粗放的整体模式定性(陈家建,2010)。例如,在美国社会太阳城赌城界的第一代中国研究太阳城赌城者中,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经典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就更吻合集权主义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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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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